沈旭暉說故事: 卓韻芝

 卓韻芝的兩種真實:尼采與眼霜

大約是七年前,卓韻芝想去另一個地方待一段長時間,報了幾個地方的學院,包括巴黎、紐約。但她喜歡英國,倫敦金匠學院是她最喜歡的,又剛好收了她,便一個人去倫敦生活。

那時,倫敦巴士仍未換成現在的新設計;通往Dalston的東線在她到步之後開通。她和藝術學校裡的其他學生一起去乘第一班列車,見證列車啟動時刻⋯⋯但那時的倫敦已有點不太平,經濟不好—書店、工作室、時裝品牌紛紛結業。那些令倫敦之所以為倫敦的事情,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

也是由於經濟不好,金馬倫上場後提出加學費。這一著,在全個引起很多示威,甚至有學生暴動。

在倫敦示威,在香港抗爭

金匠學院是有名的左翼學院,大力反對加學費。卓韻芝和同學去學校的圖書館示威,鎖住圖書館的大門,佔領了圖書館。也不只是大學,卓韻芝也參與了其他示威。例如倫敦有一間很出名的Pub叫做Foundry,是一個藝術文化聖地,很多初出茅廬的藝術家都在那裡找機會展出作品。卓韻芝留學時,Foundry要轉手賣出,沒了,於是一班常客又抗爭起來,阻止業主收樓。

她和其他人都知道並不能阻止這一切,但不做又過不了自己那關。警察衝入去的時候,見到這班藝術青年,感嘆道:『唉,搞那麼多事』,藝術青年回應道:「You know,沒辦法啦。」最後還是被人抬了出去⋯⋯也像她在香港的抗爭。她尤其重視文化、歷史古蹟保育的抗爭,即使都是阻止不了,也要參與。

「挺有趣。上月我在倫敦和一個朋友說起Foundry的抗爭一夜,他說:『你那晚在那裡嗎?我那晚也在啊!』才發現原來那晚有很多人,後來你又會重遇那些人。」總之,倫敦雖然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但並不是人間天堂,不單止有大大小小的示威,還有錯錯落落的階級矛盾。

她一個住在爛船上

卓韻芝住在New Cross,一個窮地方,要坐火車才能去到最繁華的London Bridge。她一出New Cross火車站,就會有人問她有沒有剩下的車票,因為想拿車票去轉售。在學院,有個女生拿著一份入學表來,交完學費就一毫子都不剩。她去了一個森林,裡面有一條河,上面有一條爛船,她就住在那條爛船上,過著無電無水無暖氣的日子。「你簡直不知道這個人是怎樣生活的,倫敦是不可以沒有暖氣的。一個女生,在那裡住足四年。」就是有這樣的人。

還有更多「不正常」的生活。他們開派對,但不是去自己的地方,而是break in那些主人不在的大屋,而且還會收費,設立一些名目,例如「反伊朗核武基金」,大家喜歡便會付一些入場費,入場費就會撥入基金。但基金究竟之後會如何運作,誰知道呢?就像參加派對的人也不會知道屋主回來後發現現場一片狼藉,會如何。

「我們一班同學會坐在學校門口聊天,會聊到罵起來,但爭執的內容可能是很遙遠的:『你覺得Donald Trump對不對?』、『你覺得尼采幫不幫到你』⋯⋯現在回想都覺得很可愛。我們也是無政府不罵:『每一個政府都有它不對的地方!』很左呢。」這種生活,卓韻芝形容為另外一種現實。

「我經常笑說香港那個是一種睡前會搽眼霜的現實,但討論尼采那個是另一種現實。」而不論哪一個,都是真實的。

你何時返回老家?

經過這些日子的洗禮之後,卓韻芝知道自己有了一些不同,但最初並不很了解那改變是什麼。直至聽見脫歐公投通過後覺得心痛,才知道自己從倫敦帶走了什麼。她實踐了自己的理想,也帶走了倫敦最理想的一面,而脫歐則正面衝擊了她在倫敦帶走的光明。

在公投通過之後幾個月,她回過倫敦,探望的朋友之中有一個巴西裔的朋友。這個朋友的語言、生活、意識形態,其實已經是個地道的英國人。但脫歐之後,一夕之間,他在街上馬上感受到歧視的目光。有些人真的會問他:「那你何時會返回老家?」

我們注定是時代變遷的目擊者

「希望」和「恐懼」在爭持。有一班人希望世界大同,擁抱多元,那是希望的一邊;難民就是不好,新移民拉低教育水平,帶來恐怖份子,那是恐懼的一方。也許他們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總而言之,民意動員起來,而他們是難以坐下來互相了解。「二元對立,最大的體現其實是兩代人。所謂的希望派,就是所謂的「年輕人」;而恐懼派就是,我們會稱為『既得利益者』,就是一個可能中年或以上的人士。到最後,原來是兩個世代的對立。香港亦出現這個情況。」

那些會投脫歐的人,「我們」會想:這群人究竟在想什麼呢?其實是一個理想的幻滅。比起她去留學的時候,英國和世界都變得更複雜,更對立。但她並無恨意,「我們注定是時代變遷的目擊者,所以我們不應懼怕那些改變,縱使它是一種洪流式、快要將我們淹沒的一縷黑煙,但我們注定是要來看、要來見證,甚至要來做一些事情的。

近年很流行『無力感』一詞,就是那種『你什麼都做不到,算了吧!』的態度。我們賦予負面情緒太大權力了,有時我們不一定要『做到』,我們是『要做』。甚至我們不是要『做完』,而是要『做過』。想深一層,你還有憤怒,或者你還有力氣想做點事情,就不要太早認定這是無力感。」

回到香港之後,想起在倫敦的日子,看著當下的世界,卓韻芝彷彿還能聽見那曾經驕傲的理想破碎的聲音。但她說,「英國很好的,其實很多地方都是很好的。」

Text : 沈旭暉

Illustration by 在高速公路旁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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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際關係專家的沈旭暉博士每月為我們訪問不同人物暢談國際關係,觀看此系列故事:https://bit.ly/2wOCD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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